孔子“成于乐”论在古琴艺术发展中的历史嬗变
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（《论语•泰伯》）是孔子音乐思想诸多理论中之一论，从孔子对音乐理论的论述和历代史家对孔子思想的阐述，可认知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是“修身”运作的全过程，其“成于乐”不仅以“兴于诗，立于礼”为本，而且还是“兴于诗，立于礼”的终极表现形式；更重要的是，在经过政治、思想、经济、文化和朝代变迁巨大震荡的不同历史时期中，虽然“礼”的内容不再是孔子所推崇的“周礼”而发生了变化，甚至成为维护封建统治权益的代名词，可是“成于乐”仍是人们修身的最高追求。鉴于上述认识，本文将以“修身”为主题论述“成于乐”在古琴艺术发展中的历史嬗变，论述中将略去对孔子的“兴于诗，立于礼”本体内容及其后内容发生变化的详细叙述，也略去其为“成于乐”之本发展过程的叙述。
孔子时代的“成于乐”论与古琴艺术
孔子不仅是思想家、教育家而且还是音乐家，《论语》、《史记•孔子世家》中载，他能“弦歌不衰”、“闻《韶》三月不知肉味”，能“击磬于卫”、“取瑟而歌”、“学鼓琴于师襄子”，曾作琴曲《陬操》，整理《诗经》音乐“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”，又“以诗书礼乐教，弟子盖三千焉，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”（《史记》中《孔子世家》）。如此谙熟音乐又自幼习礼的孔子，却生活在“礼崩乐坏”的时代，故他将“克己复礼”、“克己复礼为仁”视作己任，在“歌乐者，仁之和也。”（《孔子家语•儒行解》）的思想指导下将音乐作为“六艺”（礼、乐、射、书、御、数）之一，以此来提高君子“仁”的修养。在孔子对音乐的论述中，“成于乐”论是孔子对音乐的最高评价，也体现孔子对音乐的高度重视。
对于“成于乐”的认识当前史学界有如下论述：
吉联抗先生在《孔子、孟子、荀子乐论译注》中说：“人的修养……完成于‘乐’”。
徐复观先生在《中国艺术精神》中说：“……‘致乐以治心，则易直子谅之心，油然生矣；’（载《乐记•乐化篇》）‘致’是推扩乐的功用之意。……治是指对于心中所统的性情的矛盾性、抗拒性加以溶解疏导而言。易是和易，直谓顺畅，子是慈祥，谅是诚实。易直子谅，不应作道德的节目去解释，而应作道德地情绪去体认。因为道德成为一种情绪，即成为生命力的自身要求。……如此则人生中的‘血气心知之性’，由乐而得到一个大圆融，而这种圆融，是向良心上升的‘和顺积中，而英华发外’的圆融；不是今日向‘意识流’的沉淀。……因此，所以孔子便说‘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’。‘成’即是圆融。”
徐复观在《中国艺术精神》中还说：“……‘寻孔颜乐处’，② 此乐处是孔颜之仁，亦即是孔颜纯全地艺术精神的呈现。而此乐处的到达，在孔颜，尤其是在孔子，乐固然是其功夫过程之一，但毕竟不是唯一的功夫所在，也不是一般人所轻易用得上的功夫。所以孔子便把乐安放在功夫的最后阶段，而说出‘成于乐’的一句话。③施昌东先生在《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》中说：“……所谓‘成于乐’，《论语正义》云：‘学诗之后，即学礼，继乃学乐。盖诗即乐章，而乐随礼以行，礼立而后乐可用也。’又云：‘乐以治性，故能成性，成性亦修身也。’可见孔子是从对于人的政治思想教育（修身）的意义上来论诗乐的。”①蔡仲德先生在《中国音乐美学史》中说： “因为充分认识音乐有‘兴’、‘观’、‘群’、‘怨’的作用，孔子就主张极大地发挥这种作用，去获取应有的社会效果。他认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智慧、勇敢、寡欲，而且必须‘文之以礼乐’，用音乐进行修养。他又认为，为人必须‘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’，即认为音乐对个人的作用不是什么外在的文饰，而是一种内在的修养，可以达到修身养心，陶冶情性、培养品格的效果。所以他高度重视音乐在教育中的作用，在培养全面发展人才中的作用，对弟子教之以六艺，而六艺以礼、乐为首。”
综观学者诸论可以看到，“成于乐”是完善人身修养的重要手段。孔子通古琴，曾精心整理过“弦歌”（琴歌）。“子曰：恶紫之夺朱也，恶郑声之乱雅乐也，恶利口之覆邦家者。”（《论语•阳货篇》），“子曰：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”（《论语•子罕篇》），《史记•孔子世家》载：“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《韶》、《武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音，礼乐自此可得而述，以备王道，成六艺。”从上述可知，孔子为求“复礼”灭 “郑声”扶“雅乐”，从卫国回到鲁国后，便援琴整理《诗经》，其整理的标准，高则是音调平和、节奏缓慢，听起来“尽美矣，又尽善也”。“三月不知肉味”而魏文侯听之便“唯恐卧”的《韶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乐，次则也应是“尽美矣，未尽善也”的《武》乐。
孔子善听古琴，曾深刻地评论过子路弹琴。《孔子家语•辨乐》载：“子路鼓琴，孔子闻之，谓冉有曰：‘甚矣，由之不才也！夫先王之制音也，奏中声以为节，流入于南，不归于北。夫南者生育之乡，北者杀伐之域。故君子之音，温柔居中，以养生育之气。……小人之音则不然，亢丽微末，以象杀伐之气。……今由也匹夫之徒，曾无意于先王之制而习它国之声，岂能保其六七尺之体哉！’”在这段评论中，孔子痛心地指责子路不去弹奏先王制作的，风格近于南方的，用中正平和的声音来节制欲念、修身养性的君子之音，却去弹奏声音高亢挺拔，渲染征讨杀伐气氛具有北方风格的“小人之音”，从中看到孔子选择琴曲的标准。
孔子曾为了“复礼”师从师襄认真学习古琴。《淮南子•主术训》载：“孔子学鼓琴于师襄，而谕文王之志，见微以知明矣”，又在《韩诗外传》第五卷第七章中有孔子深入细致地学习古琴的记载。至此，可看到如下三点，其一，他认为古琴是一个能够实现“复礼”和达到“复礼”目的的乐器；其二，师襄子所授之琴曲符合他的择曲标准，为此才精学其曲、数、意、人、类，以达到文王的修养水平；其三，孔子亲学鼓琴标志有修养的君子必学之。
孔子以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（《论语•八佾》）的信念，将琴曲、琴歌规范成“正乐”，又通过鼓琴提高道德修养达到修身以合“复礼”，他的琴艺活动奠定了古琴必习“正音”，有修养的君子必习古琴的修身准则。然而，孔子时代“雅乐”和“郑声”之争有如叶落知秋，“郑声”不仅从民间传到宫廷，而且孔子嫡传弟子子路也鼓琴之，由此，孔子“成于乐”论的内涵在古琴艺术发展中要面临不同程度地嬗变。
嬗变之一：“天人感应”与“移情自然”
在两汉阴阳学盛行时代，文人奉行“然君子所常御者，琴最亲密”的信条，① 但是其修身的内容和习琴的群体却发生了变化。孔子时代视为普通乐器的古琴，在阴阳学的笼罩下成为“天人合一”、“天人感应”的“神器”，它被追溯为神农、伏羲制琴，其形制上圆而敛下方而平视作“上观法于天，下取法于地”、“以通神明之德，合天地之和焉”，七弦的宫、商……名称“足以通万物而考治乱也”。① 对于琴在乐器中的地位由“八音之中惟丝最密，而琴为之首”② 进而“雅琴者，乐之统也，与八音并行”，③ 如此以神化琴来神化鼓琴者其目的是借以抬高琴人身份。两汉时期，习琴者已从民间明显移位到文人、士大夫和皇室人员，如文人司马相如、士大夫刘向、桓谭、蔡邕，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、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等。
孔子时代的“成于乐”论与古琴艺术
孔子不仅是思想家、教育家而且还是音乐家，《论语》、《史记•孔子世家》中载，他能“弦歌不衰”、“闻《韶》三月不知肉味”，能“击磬于卫”、“取瑟而歌”、“学鼓琴于师襄子”，曾作琴曲《陬操》，整理《诗经》音乐“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”，又“以诗书礼乐教，弟子盖三千焉，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”（《史记》中《孔子世家》）。如此谙熟音乐又自幼习礼的孔子，却生活在“礼崩乐坏”的时代，故他将“克己复礼”、“克己复礼为仁”视作己任，在“歌乐者，仁之和也。”（《孔子家语•儒行解》）的思想指导下将音乐作为“六艺”（礼、乐、射、书、御、数）之一，以此来提高君子“仁”的修养。在孔子对音乐的论述中，“成于乐”论是孔子对音乐的最高评价，也体现孔子对音乐的高度重视。
对于“成于乐”的认识当前史学界有如下论述：
吉联抗先生在《孔子、孟子、荀子乐论译注》中说：“人的修养……完成于‘乐’”。
徐复观先生在《中国艺术精神》中说：“……‘致乐以治心，则易直子谅之心，油然生矣；’（载《乐记•乐化篇》）‘致’是推扩乐的功用之意。……治是指对于心中所统的性情的矛盾性、抗拒性加以溶解疏导而言。易是和易，直谓顺畅，子是慈祥，谅是诚实。易直子谅，不应作道德的节目去解释，而应作道德地情绪去体认。因为道德成为一种情绪，即成为生命力的自身要求。……如此则人生中的‘血气心知之性’，由乐而得到一个大圆融，而这种圆融，是向良心上升的‘和顺积中，而英华发外’的圆融；不是今日向‘意识流’的沉淀。……因此，所以孔子便说‘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’。‘成’即是圆融。”
徐复观在《中国艺术精神》中还说：“……‘寻孔颜乐处’，② 此乐处是孔颜之仁，亦即是孔颜纯全地艺术精神的呈现。而此乐处的到达，在孔颜，尤其是在孔子，乐固然是其功夫过程之一，但毕竟不是唯一的功夫所在，也不是一般人所轻易用得上的功夫。所以孔子便把乐安放在功夫的最后阶段，而说出‘成于乐’的一句话。③施昌东先生在《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》中说：“……所谓‘成于乐’，《论语正义》云：‘学诗之后，即学礼，继乃学乐。盖诗即乐章，而乐随礼以行，礼立而后乐可用也。’又云：‘乐以治性，故能成性，成性亦修身也。’可见孔子是从对于人的政治思想教育（修身）的意义上来论诗乐的。”①蔡仲德先生在《中国音乐美学史》中说： “因为充分认识音乐有‘兴’、‘观’、‘群’、‘怨’的作用，孔子就主张极大地发挥这种作用，去获取应有的社会效果。他认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智慧、勇敢、寡欲，而且必须‘文之以礼乐’，用音乐进行修养。他又认为，为人必须‘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’，即认为音乐对个人的作用不是什么外在的文饰，而是一种内在的修养，可以达到修身养心，陶冶情性、培养品格的效果。所以他高度重视音乐在教育中的作用，在培养全面发展人才中的作用，对弟子教之以六艺，而六艺以礼、乐为首。”
综观学者诸论可以看到，“成于乐”是完善人身修养的重要手段。孔子通古琴，曾精心整理过“弦歌”（琴歌）。“子曰：恶紫之夺朱也，恶郑声之乱雅乐也，恶利口之覆邦家者。”（《论语•阳货篇》），“子曰：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”（《论语•子罕篇》），《史记•孔子世家》载：“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《韶》、《武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音，礼乐自此可得而述，以备王道，成六艺。”从上述可知，孔子为求“复礼”灭 “郑声”扶“雅乐”，从卫国回到鲁国后，便援琴整理《诗经》，其整理的标准，高则是音调平和、节奏缓慢，听起来“尽美矣，又尽善也”。“三月不知肉味”而魏文侯听之便“唯恐卧”的《韶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乐，次则也应是“尽美矣，未尽善也”的《武》乐。
孔子善听古琴，曾深刻地评论过子路弹琴。《孔子家语•辨乐》载：“子路鼓琴，孔子闻之，谓冉有曰：‘甚矣，由之不才也！夫先王之制音也，奏中声以为节，流入于南，不归于北。夫南者生育之乡，北者杀伐之域。故君子之音，温柔居中，以养生育之气。……小人之音则不然，亢丽微末，以象杀伐之气。……今由也匹夫之徒，曾无意于先王之制而习它国之声，岂能保其六七尺之体哉！’”在这段评论中，孔子痛心地指责子路不去弹奏先王制作的，风格近于南方的，用中正平和的声音来节制欲念、修身养性的君子之音，却去弹奏声音高亢挺拔，渲染征讨杀伐气氛具有北方风格的“小人之音”，从中看到孔子选择琴曲的标准。
孔子曾为了“复礼”师从师襄认真学习古琴。《淮南子•主术训》载：“孔子学鼓琴于师襄，而谕文王之志，见微以知明矣”，又在《韩诗外传》第五卷第七章中有孔子深入细致地学习古琴的记载。至此，可看到如下三点，其一，他认为古琴是一个能够实现“复礼”和达到“复礼”目的的乐器；其二，师襄子所授之琴曲符合他的择曲标准，为此才精学其曲、数、意、人、类，以达到文王的修养水平；其三，孔子亲学鼓琴标志有修养的君子必学之。
孔子以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（《论语•八佾》）的信念，将琴曲、琴歌规范成“正乐”，又通过鼓琴提高道德修养达到修身以合“复礼”，他的琴艺活动奠定了古琴必习“正音”，有修养的君子必习古琴的修身准则。然而，孔子时代“雅乐”和“郑声”之争有如叶落知秋，“郑声”不仅从民间传到宫廷，而且孔子嫡传弟子子路也鼓琴之，由此，孔子“成于乐”论的内涵在古琴艺术发展中要面临不同程度地嬗变。
嬗变之一：“天人感应”与“移情自然”
在两汉阴阳学盛行时代，文人奉行“然君子所常御者，琴最亲密”的信条，① 但是其修身的内容和习琴的群体却发生了变化。孔子时代视为普通乐器的古琴，在阴阳学的笼罩下成为“天人合一”、“天人感应”的“神器”，它被追溯为神农、伏羲制琴，其形制上圆而敛下方而平视作“上观法于天，下取法于地”、“以通神明之德，合天地之和焉”，七弦的宫、商……名称“足以通万物而考治乱也”。① 对于琴在乐器中的地位由“八音之中惟丝最密，而琴为之首”② 进而“雅琴者，乐之统也，与八音并行”，③ 如此以神化琴来神化鼓琴者其目的是借以抬高琴人身份。两汉时期，习琴者已从民间明显移位到文人、士大夫和皇室人员，如文人司马相如、士大夫刘向、桓谭、蔡邕，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、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等。
